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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痊癒者:“總覺得自己做錯了什麼事”

社會與心靈的疫病,是一場同樣艱難的戰役。

作者:本刊記者 何承波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20-06-17

對於新冠康復者來説,走出醫院,並不意味結束。而是另一種開始。

 “新冠肺炎史”成為社會生活的最大障礙,他們有的無法正常就醫,有的無法重返工作崗位,疫情之前的社會關係,也一去不復了。他們正在成為孤島。

全人類都難以迴歸正常生活,這個過程對新冠康復者則尤為艱難。更重要的是,對他們來説,社會創傷正在形成,PTSD也逐漸浮現。

社會與心靈的疫病,是一場同樣艱難的戰役。


障 礙

絕望再次蔓延,林曉鳳告訴外甥女衞曄:“以現在這狀況,不如一月份死了好。”

時隔4個月,她終於有機會開始第二次卵巢癌的化療。在醫院裏,她的“待遇”有些特殊,雙人病房被改造成單間,供她一個人使用。她被“關”在裏面,不能自行進出。

這次治療的機會來之不易。但她並沒有緩一口氣。檢查結果顯示,她體內的癌細胞已經廣泛擴散,病程為晚期。有研究指出,這種情況下,5年的生存率低於30%。對林曉鳳來説,始終還是晚了一步。

相比其他癌症,卵巢癌複發率和轉移率更高,也就是説,疫情留給這類患者的求生空間就更小了。遺憾的是,林曉鳳身上還掛着“新冠肺炎史”的標籤,這是她求醫路上的致命障礙。

4個月前,林曉鳳得過新冠肺炎,並於3月12日出院。對59歲的林曉鳳來説,出院並不意味着結束,而是一種開端。疫情漸去,武漢解封了。醫院的常規門診也恢復了。但她依然被擋在醫院門外,而癌細胞正在她身體裏攻城略地。

這道門檻,正是她體內的雙陽抗體。

對大多數人而言,抗體是完美的通行證,也是一粒強力的定心丸。在一段時間內,擁有抗體的人,是不會再次感染新冠病毒的。抗體有兩種,一種是IgM抗體,急性感染期達到峯值後,它逐步下降,通常會持續存在8~12周或更長時間。IgM抗體陽性代表了新近感染。另一種抗體為IgG,陽性意味着體內對病毒產生了保護性抗體。

雙陽抗體意味着患者正在自愈,卻也成為醫院拒收她繼續化療的理由。前後近一個月裏,外甥女衞曄跟她一起打遍了各種電話,醫院、市長熱線等,均告知不收治抗體雙陽患者。市長熱線上,林曉鳳絕望地説:“你們當初把我救活幹什麼,讓我死了不更好嗎?”

這場疫情帶來的是連環打擊,1月初在醫院化療時,她感染了新冠病毒。她相依為命的母親因為疫情無法住院,在她出院當天離世了。她那隻貓隨後也走了。如今她孑然一身。她認命了,拔掉了那根用於化療輸液的PICC管。

5月7日,轉機終於出現了,這天,檢查結果顯示,她體內的IgM抗體轉陰。一陰一陽,她總算成為一個“完美治癒者”。但聯繫醫院住院時,醫生用一張桌子把她隔在門外,在過道里完成了接診,而旁邊診室則可以正常出入。

院方仍告知,不能收治新冠肺炎康復者。

幾經波折,她總算找到一家能收她的醫院: “再檢查一次核酸,如果是陰性,就能大搖大擺地住院了!”

不過院方對這位新冠康復者格外謹慎,給她安排了單獨的病房,並限制了她的出入。

新冠康復者所遭受的“特殊待遇”,林曉鳳的外甥女衞曄也深有體會。5月13日,她去辦理陪護證時,遇到一位50多歲的醫生為她開檢查單。“她本來説話還算是客氣,後來一聽説我得過新冠,立刻臉一沉,讓我離遠一點。”

衞曄也是1月陪護小姨化療時一同感染,兩個月後,她擁有了一陰一陽的“完美抗體”,她覺得自己可以“橫着走”了,可以“傲世”了。但在那個當下,她卻感到很受辱,出了診室,眼淚掉了下來。

“可能這是未來生活的常態,以後還要面對很多。”


歧 視

慢性的病毒恐懼症,仍在蔓延,本質上,也是一場心靈的瘟疫,對於新冠康復者來説,尤其如此。要回歸正常的社會生活,還有一段很長的路。

疫情的陰影逐漸退散,從4月開始,武漢的城市生活開始恢復正軌。4月6日,葉琳的母親劉虹接到老闆的復工通知,要求她做好消毒工作,4月底,商場的店鋪就恢復營業了。但一個多月過去了,劉虹卻未能返崗。商城方面説,她應該再休息一段時間。

劉虹是一位新冠康復者。

2月前後感染,3月初康復出院,劉虹在家隔離了25天,4月11日,複查結果顯示各項指標正常。她的健康碼也是綠色的,可以自由進出各個場所。但商場的樓層經理認為,她有復陽風險,不能上班。劉虹在這家商場某童裝專櫃當銷售員,店鋪老闆缺人,要出錢讓劉虹再做一次檢查。但依然遭到商場的拒絕。

三方溝通了一個月,依然沒有解決方案,5月6日,老闆的電話來了。他希望劉虹手寫一封辭職信,劉虹知道老闆的無奈—他是個好老闆,還答應為她推薦工作。但劉虹還是拒絕了。老闆隨即又來了她的小區樓下,要求她當場寫。

現在,新冠病毒讓母女倆接連失業。

24歲的葉琳是旅遊公司的旅遊策劃,負責境外遊項目。公司沒能挺過疫情,葉琳也失業了。這一下,家裏經濟來源都斷了。

“失落、委屈、憤怒”,葉琳看到母親變得自卑起來,“本來是受害方,卻弄得好像自己有罪一樣,犯法了,無臉見人”。

新冠肺炎帶來的影響,甚至可以説是方方面面的,大到社會規範,小到個人社交生活。葉琳自己也是新冠康復者,她2月底從方艙出院,對母親的遭遇感同身受。

歧視無處不在。她和母親需要反覆做核酸檢查,排隊時,工作人員呼來喝去,對着她們吼,“那種態度,沒把我們當人”。在社區,輪到她們排隊拿菜,也被要求離得很遠才行。鄰居們當面不會説,但背後的議論,她和家人都知道。

歧視還延伸到了原本從未感染過的家人,身為康復者的家屬,也同樣被視作潛在的威脅。

母親每天都跟她的朋友們聊天,但朋友們聚會從來不邀請她。這種社交關係的考驗,是新冠康復者要必然面對的命題。但葉琳自己感到幸運,她和閨蜜們如常相約,一起吃飯,同牀睡覺,幾個人還一起喝過一瓶水。

病毒的陰影下,無所顧忌的人際交往,變得格外珍貴,葉琳覺得感動:“雖然我嘴上不説,心裏還是記得的。”

過去一段時間裏,南風窗記者持續關注着新冠康復者的生活。歧視,幾乎每個人都曾遇到。人與人的聯繫,暴露在緊張之中。緊張到什麼程度了?衞曄記得,有病友跟她小姨傾訴孤獨,説好友不給她打電話了,“像是隔着電話都會傳染那樣”。

很多病友還跟葉琳抱怨,他們的家人和親戚都漸漸疏遠,產生了排斥和反感。衞曄一家,也有相似的經歷。舅舅一家離她家很近,疫情前,兩家像正常的親戚那樣,頻繁走動。但等她和母親出院回家後,一切變了。他們從不在家裏坐,也不多説話。

“這叫不叫嫌棄呢?”

這是一條顯而易見的歧視鏈,感染過的人,被所謂正常人歧視。湖北人被外地人歧視。中國人和東亞人在全世界被歧視。

世道變了。

衞曄去買菜,覺得自己像過街老鼠。她原本在國外有份旅遊相關的工作,眼下正處於失業狀態。她現在更少出門了,也不敢隨便去別人家裏。她給自己買了個投影儀,打定了主意,“以後做個死阿宅”。


自我隔離

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也許有着更加隱祕的機制。疫情尚未過去時,病毒便慢慢改變着新冠肺炎患者的生活和他們混沌的認知。重塑,一早就開始了。

3月初,於小青猛然意識到,自己跟原來的社交圈脱節了。她的微信聊天記錄可以確證這一點,每天,都是患者家屬們抱團取暖—分享、安慰和哭訴,那是他們共同戰鬥的經驗。

“正常的朋友”們給了於小青不少鼓勵和安慰。世界有善意、有愛,她都知道。但痛苦是自己的,朋友們沒有義務為她承擔。她開始把自己包裹起來。

武漢解封后,於小青並沒有重返工作崗位,公司擔心她,讓她在家辦公。她自己也理解,她有過感染跡象,即便現在各項指標都正常,也不應該給同事造成潛在的危險。孤立,是雙向完成的。

她媽媽感染新冠,大年初一在隔離病房裏去世,接着父親中招。她和哥哥紛紛出現感染跡象。父親把自己先“隔離”了,自始至終,他堅決反對於小青去探望,一談到這個話題,他就生氣。即便在最危難時,也如此。

3月底,病弱的父親轉到了康復門診,醫院工作人員給他消毒時,弄濕了全部衣服。他冷得扛不住了,才叫於小青送衣服過去。但也只是遠遠地看着,父女二人,打着手機閃光燈,在漸暗的天色中,拼命揮舞。

出院後,父親仍把自己隔離起來,不允許於小青去看他。他對妻子和家人滿懷愧疚。

病毒在重新塑造人們的行為,彼此的關係,有些是故意的,也有許多是無意識的。有的是暫時的,也可能是永久性的。總之,社會生活的常態,正經歷重新的定義。對於新冠康復者,尤其如此。

陳睿宏説:“你總覺得自己做錯了什麼事。”

他能感受到妻子和兒子對他隱隱的排斥。3月份出院後,妻子做好了飯,會提前分好,每人用自己的碗筷。妻子跟他分開睡,要求他儘量不要跟兒子過多接觸。

他自己也異常警惕,家裏的空調開久了,他不敢碰遙控器,除非戴着手套。“有時候覺得,連呼吸都是一種罪過。”

1月初,36歲的陳睿宏是家裏最早的感染者,隨後他年邁的母親中招。好在及時隔離,妻子和兒子才能倖免。康復後,看到母親治癒後依然氣喘吁吁,他心裏同樣充滿愧疚,覺得是自己是個禍根。


後遺症

4月初,看到很多復陽和無症狀感染的新聞,陳睿宏還是下定決心,暫時搬離了家。公司處在搖搖欲墜的破產邊緣,他索性辭了職。現在他住在舊宅裏,專門照顧母親。

非理性的恐懼,一度佔領了他,他擔心自己得不到該有的社會服務,擔心遭遇尷尬時刻,認識到自己有多不受人歡迎。

他把自己孤立了起來。

睡眠時間不斷縮短。原本十二點入睡的生物鐘,現在凌晨三四點才能合上眼。有時候會做噩夢,夢見體內有異物爬來爬去,想來,那也是病毒留下的陰影。

4月底,他感到自己生了病,渾身乏力,氣短,喉嚨生疼,肺部隱隱作痛。他掛了呼吸科。但醫生説,“你這是焦慮症,該掛心理科。”5月初,他開始意識到,自己也許得了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

陳睿宏絕非個案。一位湖北的醫生在微博上寫到,她的醫院在凌晨接收了一位患者,頭部、手部都有外傷,滿身的血。傷情控制以後,患者透露,這是自殺造成的。家屬告知,患者得過新冠肺炎,他無法承受周遭的歧視,心理出現了問題,於是有了自殺行為。

心理的創傷比病毒的侵害更隱祕,也更持久。隨着疫情過去,問題開始突顯出來。5月11日,武漢中南醫院開設了專門針對新冠康復者的心理門診。

湖北心理諮詢師協會會長肖勁松教授在一線做心理救援時,他發現,存在三類心理問題:第一類是由於我們對新冠病毒認識有限,康復者及周邊的人存在恐懼心理,使其融入社會出現問題;第二類是以前有心理疾病,新冠肺炎康復後心理反應加重;第三類是一些喪親家屬認為自己沒有盡到責任而產生愧疚心理不能自拔。

PTSD發作時間有長有短,急性的3個月內會有表現。慢性的、遲發性的,甚至會潛伏6個月以上。發作越慢,越容易被忽視。

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社會如何應對沖突的政治學家迪帕裏·穆霍帕迪耶(Dipali Mukhopadhyay)説:“我不知道這些焦慮會如何轉化,但它們會一直存在。”穆霍帕迪耶自己患有PTSD,他親歷20世紀90年代薩拉熱窩的圍城戰役,那時的生活陷入了長久的困頓。但直到十多年後,他才出現PTSD的表現。

而社會歧視讓康復者陷入孤島,加劇了心理創傷,也使問題複雜化。穆霍帕迪耶認為,我們可能會驚訝地發現,一年或更長時間裏,對身體接觸的恐懼,可能會改變一些基本的東西。

社會疏離將帶來潛在的心理創傷。全球的心理健康專家們都發出過警告:日常社會聯繫的喪失,會帶來一定的心理代價。“對一些人來説,缺乏社會聯繫,影響如同不吃飯一樣。”這些警告是針對全體人類的,但落在新冠康復者身上,就變得更加沉重了。

人與人的聯繫會傳播病毒,也能傳遞力量。陳睿宏現在把大量時間放在社交網絡,渴望跟朋友視頻、發語音、打電話,他下載了更多的社交軟件。

他渴望聯繫,“它能讓你心情大好,卻也更容易陷入低谷”。

衞曄説,她也渴望和人擁抱,“但不知道會是哪一年了”。

(文中部分人名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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