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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榔攤的黑社會不砍人

小小的檳榔的確沒有多大玄機,那不過是人生百種味道里的一種。更可愛的是這些人,像是被葉子包裹着的檳榔,辛辣的葉子是外表,綠色的果實是人生。


作者:姜雯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20-06-17

“大陸的檳榔跟我們不一樣啊,陸客來了會一直看我們,像在看猴子。”

新北市的晚上。許阿姨一頭白髮,手上熟練地包着檳榔,綠葉包覆着綠果,攤開在透明玻璃窗前的小桌子上,招牌前的霓虹燈在夜幕下一閃一閃。

這家檳榔攤開在小巷裏,説是“攤”,其實是一間大約3.3平方米的小店,和其他開在巷弄、路邊、交流道上的檳榔店並無太大差別。不過説起台灣人這一口檳榔,那不同“攤”又有着千差萬別的大學問,雖然攤主總會和你説:“檳榔哦,都大同小異啦。”

湖南人對檳榔欲罷不能,海峽這端的台灣人,也對檳榔情有獨鍾。湖南人嚼的是“幹檳榔”,台灣人咬的則是“鮮檳榔”,而且一定要加石灰。這種特別的配方,加上“本省”“外省”之爭的歷史和“享譽全球”的檳榔西施文化,都讓檳榔成為遊客眼中的一道別樣風景。

但對本地來説,卻是稀鬆平常的餬口生活。


包“石灰”的檳榔

5月11日的台灣,已經可以穿短褲背心夾腳拖這樣的夏日“標準配備”了,我沿着大馬路一間一間尋訪檳榔攤,試圖和攤主聊一聊,但基本都被拒絕了。豔陽高照,加上馬路上摩托車呼嘯而過的噪音,惹得人心裏焦躁。

垂頭喪氣之際,我走到一間開在下坡口的檳榔攤。

一般檳榔攤內坐着的大多是女性,或年輕或年長,而這家店內則是看上去50歲上下的阿伯。他低頭包着檳榔,店面佈置得很簡單,賣的檳榔種類是“普通”和“幼”的“包葉”(“幼”比“普通”的口感更好些)。

我向阿伯表明來意,阿伯答:“我在忙啦。”遲疑幾秒後他又操着“台味普通話”,指着門口的一把椅子説:“好啦,你坐這邊,要問什麼你問啦。”

只見阿伯左手從籃子裏拿出包檳榔的“荖葉”,在毛巾上拭去葉子上的水分,右手用一把小刷子在葉子上抹上一層“白灰”。

“我沒賣菁仔,那個要泡漂白水,我只賣包葉。你看我這樣,擦過去,不能擦回來,兩三下就可以了,然後這樣子捲起來。”

“幼的,我有剝頭。你過來拿一個練一下。”

看上去簡單,但真要包得像模像樣,還得花點功夫練習。葉子的梗要掐掉,橫向對摺一次,再折一次,然後反過來,卷在食指上,剩下那個尖角塞進去。卷的弧度要適合放入一顆檳榔果。

阿伯沒讓我刷白灰。所謂白灰,就是石灰。石灰分“活灰”和“死灰”,兩者採用的燒製石灰的原料不同。而不管是什麼灰,石灰都要加工成石灰乳並放置一段時間後,才會成為“檳榔灰”,這種加工過程叫作“養灰”。

很少有檳榔攤自己養灰了,但用心的店家,則會用不同的配方來養灰,阿伯加的是米酒、威士忌和中藥粉。

活灰只能朝同一個方向輕輕刷,反向的話檳榔吃起來會“咬嘴”,嘴巴會破掉。“交流道上那些穿比較辣的哦,用的都是死灰,因為她們不會刷,死灰就可以來回刷。”

見我把葉子都要卷爛了也沒包好,阿伯嘴裏叼着煙,斜斜地笑着,吐出一口白煙,把我手裏的葉子拿去,幾下就包好了,然後放一顆在嘴裏嚼着。“再給你一張試試,你要不要吃一顆看看?”

我有點興奮又緊張。雖然在台灣吃檳榔的人很多,真要找起來,周圍還真沒吃檳榔的朋友,總覺得檳榔離自己很近又很遠,而且很多賣檳榔的女生也説自己賣了很久但從沒吃過,“不敢吃”。而對於一個大陸人—我來説,“吃石灰”這件事怎麼聽都覺得“怪怪的”。

但我還是抱着嘗試的心情要了一顆。“我給你刷薄薄一層灰啦,不然你和我吃一樣的口味哦,你頭會暈啦。”阿伯説。我心想,我酒量還不錯,含酒檳榔應該難不倒我啊。

我咀嚼起來,第一感覺是“辣、澀、熱”,那種滋味很難形容。檳榔的標準吃法,嚼完第一口汁液要吐掉,明明是綠綠的檳榔果,和白灰融合後,吐出來的汁液竟然是紅的。難怪很多久吃檳榔的人會“黑齒紅脣”。

沒嚼幾下我就吐掉了,很快,我就開始覺得頭有點暈,這也是不習慣吃檳榔的人會有的反應,有點像醉酒,整個人開始反應變慢。

我還帶着從其他檳榔攤買來的“菁仔”,裝在一個印有穿三點式辣妹圖案的盒子裏,這也是從檳榔西施文化衍生而來。菁仔是不包“荖葉”的,把檳榔果對半剖開,剖開後會像蘋果一樣氧化,導致色澤不佳,所以剖開的檳榔果都會先浸過漂白水,再用清水洗淨。菁仔內用的是“紅灰”,一種加入香料顏色呈紅色的石灰,紅灰內再嵌入一片“荖花”。

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前,吃菁仔的人比較多,菁仔也比較適合“入門”,因為吃起來口味甘甜,沒那麼烈。因為荖花中有強致癌物,所以台灣人慢慢改吃“包葉”檳榔,“包葉”口味更烈些,不僅因為石灰,而是“荖葉”本身就有一股辣味。

阿伯説各家檳榔的口味都不同,吃慣了一家的就吃不慣別家的。我拿出我買的菁仔嚼起來,口味的確比較甘甜。然而,嚼着嚼着,我感到頭更暈了,喉嚨口還有“卡卡”的感覺。

沒多久,我和阿伯説:“不好意思,我要去吐一下。”


檳榔歐吉桑的江湖往事

吐完以後,阿伯從保温杯裏給我倒了杯熱茶。“喝點熱茶就會好了。”

阿伯姓陳,自稱“檳榔歐吉桑”,新北市人,今年57歲。陳伯的妻子幾年前去世了。阿伯結婚得早,他愛上了在工廠上班的妻子,才認識4個月,父親説喜歡就去提親啊,於是18歲結婚,19歲就生下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女兒。雖然陳伯獨居,但女兒常常來看他,説着就拿出手機來秀照片。

陳伯已經在這裏賣了二十幾年檳榔了,以前台灣經濟好、檳榔流行的時候,經營一個攤位就能買下一棟房子,陳伯家也就住在這檳榔攤附近。

他指着街對面的工地告訴我,原本他的店開在那裏,三面看得到,而且工地工人多,生意比較好。“對面我賣了15年,以前那邊做一天4000~6000塊(新台幣),現在這裏只有1000~3000塊。”

在台灣,吃檳榔的人有很大一部分是做工的人、卡車司機、計程車司機等,因為檳榔有提神醒腦的作用,冬天還能禦寒。而夏天雖熱,但檳榔有汁,又能解渴。

陳伯這檳榔攤內,麻雀雖小,但五臟俱全。冰箱裏裝着要賣的啤酒、包好的檳榔、新鮮的荖葉和檳榔果,以及他的晚餐,正聊着陳伯就把晚上要吃的生魚片拿出來退冰,他的腳因為生骨刺,有一點跛。

後面堆着些雜物,牆壁看上去很舊了,掛着廚具、茶葉罐等物品,還擺着一台電鍋。因為一個人生活,陳伯通常在外面買點小菜,放在電鍋裏熱一熱。電鍋旁則擺着兩瓶威士忌和小音響。“我喝酒的時候就統一關機,不外送了,唱唱卡拉OK,六點半到八點半,然後回家洗澡睡覺。”

我們聊得暢快,相約六點半過去喝酒。此時約莫是5點,有鄰里帶着小孩來買檳榔,陳伯順手給了她們兩根棒棒糖,回頭笑眯眯地説:“騙騙小孩子啦。”我心想,明明是很喜歡小孩子嘛。

太陽下山後,仍有些悶熱,這就是5月的北部台灣,汗從身上一直往下滾,我如約來和陳伯喝酒。小菜已經擺上了,生魚片、雞腳、苦瓜,陳伯給我遞上切好的芭樂,從冰箱裏取出冰塊,酒倒好,幾杯下肚,江湖之內都是朋友。

陳伯也確實是個江湖中人,13歲就開始混跡黑社會,一入就是30年,進過三次監獄,每次時間都不長,只有幾個月,因為打架。“那時候江湖很亂,老大説幹掉對方,就幹啊。”

説着還撩起袖子,給我看他左臂的刺青。那是一隻鳥,陳伯13歲就紋了,那時候還沒機器,是老大用針手工刺的。原本是紅色的,因為年代久遠,已經褪色變成青色,而且線條變得有些模糊。“當時很痛誒!”

“那時候打架,用短刀刺人家的屁股。”陳伯眯着眼睛回憶過往。

“那你打架厲害嗎?”我問。

“不厲害啦,我都看人少才去。”

我大笑。陳伯彎腰從下面的櫃子裏拿出一根發黃的軟鞭,我説我以為台灣黑社會都像電影《艋舺》裏演的那樣用刀砍,陳伯辯駁説“這個打人很痛捏”。不過陳伯的確有真傢伙,他從後面拿出一把小武士刀,尖尖的刀刃閃着殺氣。

“你用這個捅過人沒有啊?”

“沒有啦,捅了還得了。都用短的啦。”

我們又幹了幾杯,此時音響里正播着《我的好兄弟》,陳伯指着MV:“我們以前就是這樣。”

“我人情世故看得比較多,所以你一進來我就叫你同胞。我們又不做政治,跟你們一樣。也有討厭的大陸人啦,那時候就不跟他講話。”

陳伯説自己是“台客”,而“台客”稱1949年以後來台灣的人為“外客”,也就是所謂的“本省人”和“外省人”。陳伯説“台客”黑社會就是討債、打架,“外客”才會收保護費。而嚼檳榔的人大部分也會被認為比較“台”,或是“台客”(意思是接地氣,較有本土氣息)。

 “不做政治”的陳伯看着電視説“韓國瑜要被人家罷免了”,我問你討厭他嗎,他説:“討厭啊,講話不算話,高雄發大財,當市長要選‘總統’。”其實台灣有很多像陳伯這樣的人,“不做政治”,會區分“台客”和“外客”,但其實並不真的有強烈政治立場,全秉着一股江湖義氣而已。

聊着喝着,我們還唱起了卡拉OK。陳伯説自己都唱閩南語歌,但最近在學國語歌,而他的歌單大部分都是情歌。我給他拍手,他説“拍手喝一杯”;換我唱,我學他説“拍手喝一杯”。

“誰怕誰。”威士忌很快就見了底。

唱着唱着,陳伯就豪邁地跑去後面的草叢尿尿。雖然這個檳榔攤在馬路邊,卻是在一個下坡的轉角處,山下是停車場,旁邊有摩托車修理店,所以後面的位置十分隱蔽。

音響裏傳出夢然的《沒有你陪伴真的好孤單》。“沒有你陪伴,我真的好孤單,我的心好慌亂,被恐懼填滿。”

陳伯回來後我問他:“你想你老婆嗎?”

陳伯醉茫茫:“往事不要再提。”

往事不要再提,在這個檳榔攤裏,有一個江湖。而兩個萍水相逢的人,也因為小小的一顆檳榔,相識在江湖裏,在夜色裏,在台灣北部的熱氣和晚風裏。


被污名化的“綠金”

其實在台灣,説起吃檳榔,大部分人的印象還是“會致癌”“會上癮”“檳榔根很淺會導致水土流失”“吃檳榔的人背景好像不太好”“以前的檳榔西施穿很露”。就連賣檳榔的李雨棠也跟我説:“檳榔是一種浮不上台面的東西。”

住在嘉義曾做運輸業的劉伯吃了二十幾年檳榔,後來因為家人的強烈反對才戒掉。“開始吃的時候是因為好奇,看朋友咬咬咬就跟着一起,後來癮就大了。但是是不好啦,會得口腔癌,牙齒壞掉。剛開始戒,我就買口香糖來嚼。”

據劉伯的經驗,吃檳榔的人中雖然有很大部分基層工人,但其實很多中小企業的老闆、生意人都會吃。

“貴的時候一顆10塊(新台幣)誒,有的人一天要咬四五百塊,甚至睡覺的時候還要含着咧。”

而對於不吃檳榔的人來説,檳榔彷彿又是另一個世界的故事。住在“天龍國”(指台北中心精華地帶)、30多歲的設計師李維綠告訴我,小時候覺得會吃檳榔的都是“不好的大人”,因為會吃檳榔的都會喝酒抽煙。

“從小就説吃檳榔容易得口腔癌,而且看到吃檳榔的人嘴巴紅紅的,吐在地上的東西紅紅的,以為是血。”

“還沒五顏六色的霓虹燈時,檳榔攤都用手寫或大看板,在交流道200~300公尺的地方到處都是。開始是阿姨在賣,後來變女生,女生穿得不僅短,而且少。”

長期服務工人的NGO工作者趙慧晶認為,“檳榔大多是體力勞動者在吃,而主流社會本來就會看不起體力勞動者,覺得沒讀書啊,這是成見在先。當然醫學上説會致癌,我覺得是因人、因量而異。而且吃完檳榔嘴巴紅紅的,不符合中產階級對美麗的想象” 。

實際上,20世紀90年代以後,檳榔是台灣的主要經濟作物之一,產於嘉義、南投和屏東,年產值破百億新台幣,養活了不少家庭,獲得“綠金”的美譽。而檳榔的走紅,也與台灣經濟騰飛的90年代有關,因為那時候工地、貨車多,工人靠吃檳榔來提神和禦寒。隨着檳榔的流行,也就衍生出了“檳榔西施”,年輕女孩穿着性感在交流道上招攬生意,但2002年開始取締很多穿着暴露的檳榔西施,檳榔西施文化也在逐漸沒落。

此外,檳榔子屬於第一類致癌物也已被研究證實,長期嚼食容易得口腔癌。而淺根的檳榔樹也會造成水土流失,破壞環境。因此台灣便宣導儘量不要吃檳榔,然而,檳榔雖不被官方輔導和鼓勵,也未被禁止,整個產業由盤商或公會主導,不透過市場批發。檳榔灰裏的成分也都由商販“自由發揮”。

許阿姨的老公嚼着檳榔説:“其實你找我們沒有用,你要去找南部的大盤商人,檳榔全部控制在他們手上。我們只是做代工,賣個活口而已。”

“我們沒有用,我們這種連那種都不如。”他指着對面的711便利店。

許阿姨經營的也是這附近的傳統檳榔攤,坐在玻璃窗口剪裁葉子,我找了她幾次才同意讓我採訪,因為“現在詐騙很多”。許阿姨64歲了,大學畢業,在學校工作過一陣子,嫁人後為了照顧小孩和家人,才跟先生開起了檳榔攤,一做就是28年,她賣“包葉”和“菁仔”,但她家菁仔的包裝盒上沒有印辣妹。

許阿姨就像陳伯一樣,有一些“口是心非”。開始她不讓我進去檳榔攤內,因為店內會涉及“金錢流動”,但過了一會兒她就讓我進去坐着了,而且聊着聊着許阿姨也是知無不言,笑眯眯地十分親切。

有人過來跟許阿姨借5塊錢:“布丁加牛奶,要15塊,我明天還你啦。”許阿姨嘴上講着“你實在很煩誒,那你明天還10塊”,然後用力把硬幣放在桌子上。知道對方總是5塊、10塊這樣借肯定不會還,許阿姨還是邊念邊拿給了對方。

來買許阿姨檳榔的基本也都是熟客,來了不多話,許阿姨就知道他們要哪一種。不過現在客人少了,不僅是景氣的問題。許阿姨的客人“老的老,死的死,牙齒壞的壞”,加上這條街以前只有兩三家檳榔攤,現在十幾家,生意自然少了。“吃習慣哪家口味就不太會變,就像你吃滷肉飯,每家口味不同,有的人會挑。”

許阿姨很容易聊着聊着就講到自己的事情,講得眉開眼笑,但若你多問一些,她又會不好意思地説:“你問檳榔的事情啦,不要問我的事啦。”

但小小的檳榔的確沒有多大玄機,那不過是人生百種味道里的一種。更可愛的是這些人,像是被葉子包裹着的檳榔,辛辣的葉子是外表,綠色的果實是人生,嚼一嚼,融合成性格里的百種面貌、生活裏的千般滋味。

後來我再見到陳伯的時候,正好他女兒來看他。他約我晚上再去檳榔攤喝酒,我説今天要寫文章了,明天吧。

“好啊,我每天都在這裏。”

(應採訪者要求,部分人名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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