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文章

中國人告訴世界,貧困不是必然

2020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國已經用行動給出了答案,很簡單的一句話:“一個都不能少。”其實,這也是中國反貧困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最核心的原因。 

作者:本刊記者 李少威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20-11-25

2020年,漸近尾聲。

下一個春天降臨,就要兑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中第一個百年的任務要求,即到建黨百年之際,“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反貧困,是人類的自覺,因為這是深植於本能當中的需求。但同時,這又是一項極其艱鉅的任務,人類社會到今天為止,數十萬年,還沒有擺脱絕對貧困。

一個共同體,一個國家,它可能富裕程度位列全球前茅,但始終存在一定比例的絕對貧困人口。

2020年的中國,將告別絕對貧困。

這是一個幅員遼闊、歷史悠久、人口眾多的國家,在這個國家的歷史上,2000多年前就擺脱了嚴苛的等級制,有了“天下”觀念、大同理想,一代代心懷使命感的擔當之士,為這一理想不懈奮鬥,但從未實現。

今天的中國,將要實現這一歷史上心心念唸的未來圖景。

何以可能?何以成功?

在2020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國已經用行動給出了答案,很簡單的一句話:“一個都不能少。”

其實,這也是中國反貧困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最核心的原因。

且聽分解。


何為天理

貧困問題,首先是一個經濟問題。

説白了,就是有一些人能支配很多財富,而有一些人能支配的非常有限,甚至食不果腹。

經濟問題,用經濟方法來解決。

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兩大假設,一是理性人,二是稀缺性。

這兩者,都必須放到市場當中才有意義。理性人,會根據自身利益作出理性決策,而稀缺性,則導致了資源按照出價來分配。

理性人,是人的動物本能,而稀缺性,是動物本能追逐的目標。

在文明基礎上,人們用非暴力的方式來追逐目標,滿足本能,從而把霍布斯假設的“人對人是狼”,轉換為人與人的和平博弈、平等交易關係。

歸根到底社會還是霍布斯式的,只是,內部關係從廝殺局面轉換為一種和平的、合法的局面。

這是非常了不起的創舉,雖然也是假設性的。

動物本能具有原始特徵,因此,市場這種“文明的鬥爭”,又被理論家進一步解釋為“自發秩序”,這種秩序,是基於自然法則,一開始就是這樣,邏輯上也必然會呈現的局面。

自然法則是什麼?

如果一定要從中國文化中拿出相應概念,最接近的可能就是“天理”。市場競爭,這種“文明的鬥爭”,天理昭昭。

市場競爭有一種水漲船高的作用。如果市場充分發達,它就是殘酷的。一般來説,市場充分發達的國家,都會帶來人民福祉的普遍提升,因為市場講究效率,效率會讓所有人受益。

效率至上,這是普遍觀念。

不過,人們看到市場在效率上的積極功能的同時,往往會忽視它的淘汰功能。它的積極功能,事實上是建立在淘汰功能的基礎上的。

這就意味着,總有一部分人會被淘汰。沒有人被淘汰,就不會有市場。

如果我們把市場定位為人類經濟社會生活最基本的運行法則,那麼,被淘汰的人就是活該的。

天理嘛。

被市場機制所淘汰的人,往往就是窮人。他們要麼因競爭失敗而致窮;要麼因為身邊根本不存在市場而自然窮;要麼因為無力進入市場而“固窮”—不是合格的市場主體;最後,要麼因為身體或精神有缺陷、殘疾而“必窮”。

他們真的是活該嗎?他們理性不及格,或無以發揮理性,就應該貧窮嗎?

其實中國先輩早就給出了答案。

《老子》第七十七章:“天之道,其猶張弓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道則不然,損不足,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其唯有道者。”

老子説,天理,是“損有餘而補不足”的,只有人間,才“損不足,奉有餘”。

所以我們要期盼“有道者”的出現,來以有餘以奉天下,讓人道符合天道。

等等,天理,前面的解釋不就是市場競爭嗎?市場競爭怎麼可能“損有餘而補不足”?

老子還説,人間“損不足,奉有餘”,這是説人間在一直違背天理—自然法嗎?

是的,道理就是這樣蹊蹺。

哈耶克説,他的“自發秩序”(天理)是從老子來的,人們也一直認為老子是經濟自由主義的代表,而老子又説,天理就是公平啊,“人道”是違背天理的呀。

其實,歸根到底就是一個問題:貧困是必然的嗎? 


貧困不是必然

老子在第七十七章裏的話,其實已經明確告訴我們,宇宙的終極價值是公平。只不過,人間現實的運行規則,讓終極價值無以實現,而且還走向了它的反面。

然後,中國歷史2000多年來就一直這樣走啊走—不公平。

不公平何以產生呢?

19世紀,馬克思主義給出了明確答案:因為生產資料所有權控制在少數人手裏。

對於中國來説,我們不是沒有覺悟。

自秦漢以來,中國的統治階級,就明白了社會之所以分化、動盪,根本原因就在於生產資料(主要是土地)控制在少數人手裏,因此大多數人才陷於貧困。

這是最根本的原因。但,這仍然只是其中一個方面。

另一個方面就是,假設生產資料能夠公平分配到全體人民手中,中國人就能擺脱貧困嗎?

未必。因為擺脱貧困,還需要發展生產力這一基礎。如果社會經濟整體產出能力很弱,平均下來不能滿足所有人的基本需求,也不可能擺脱貧困。

生產資料是核心,這一點,中國人早已知曉。

中國曆代大一統政權,雖然不能克服私有制,但都會用力防止私有制的癌症式發展—無限制的土地兼併。

此外,大一統政權還會有意識地阻止金錢階級(商人)進入權力中心,自隋唐確立科舉制開始就不讓他們參加科舉,以此阻遏金錢對公共權力的劫持。

劫持就會導致腐敗,以及利益集團的形成。

中國郡縣時代的大一統政權,並不是與人民利益相一致,只是政治家們意識到,如果不能最低限度照顧普通人的利益,那麼這個政權也就離崩潰不遠了。

歷代政權之崩潰,除了天災因素,最重要的,就是對權力階級的利益集團化以及對土地兼併的無計可施。

一旦公共權力利益集團化,它自身就成為了土地兼併的最大行為主體,它不可能去反對自己。

這樣下去,貧困就是必然的。

必然的貧困,導致了必然的造反。“亡亦死,舉大計亦死,死國可乎?”

政權更迭,造反頻仍,最終的原因還是貧困。貧困,會餓死,在餓死麪前,其它都不在乎了,造反。

霹靂弦驚。

“西方有聖人,吾將往從之。”

馬克思告訴人們,貧困不是必然的,而是人為的。不是什麼天理—自然法,而是人慾—生產關係使然。

再來看哈耶克和馬克思。

1966年9月,哈耶克在東京作《自由主義社會秩序諸原則》的演講,談到自發秩序理論時,激動地反問:“難道這一切不正是《老子》第五十七章的一句:‘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嗎?”

“無為而治”,被引以為新自由主義“小政府、大社會”的思想來源。然而,人之所以無為,前提在於順應天道,老子最擔心的就是,人如果作為,就會違背天道。因此他的繼承者莊子説,“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聖人”,就是老子所擔憂的違背天道的有影響力的人。

天道是什麼?“損有餘而補不足。”

很顯然,自由市場做不到這一點,它能夠而且必然做到的,恰恰就是與“天道”對立的“人道”—“損不足,奉有餘”。

貧者愈貧,富者愈富。這一點,一直被歷史所證明。

老子的無為,不是自由競爭,而是不競爭。“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慾。”

老子既否定理性經濟人,也否定稀缺性。

他可不是什麼新自由主義的祖宗,恰恰是最大的反對派。

但是,人類社會畢竟仍然按照本能(人道)來運轉,而且組成了政府。那麼政府的作用,就體現為是放縱人道,還是均衡人道與天道。

在善治前提下,這就是所謂小政府和大政府。

在近代化的路上,世界選擇了“人道”(不是人道主義)。因此,“損不足奉有餘”就成為了必然結果,並且,隨之而起的一大批政治經濟學理論,都來維護這一結果,紛紛呈現出解釋性理論的面目。

當政府的作用越來越突出—民族國家誕生之後,馬克思出現了。

他告訴人們,“損不足奉有餘”是不對的。一部分人富貴,大部分人陷入貧困絕境,是人為結果,不是本源真理。

貧困不是必然的。


社會主義和中國共產黨

基於他對最早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的觀察,馬克思發現,由於不能掌握生產資料,工人只是工具,只是商品,所以他只能不斷異化自身,也異化勞動,他生產得越多,他就越貧困,他越努力工作,他的貧困就越加深。

因為他的所有努力,歸根結底都會導致他作為商品的勞動力,在市場上貶值。

馬克思發現,在權利不平等的條件下,市場會不斷製造貧困。而權利不平等,根本原因就是生產資料的不平等。

因此,貧困,甚至悲慘,不是必然的,而是人為的。

所以反對貧困,首先就是要反對人,反對那些讓多數人陷於貧困乃至淪於奴隸地位的少數人。

中國革命的真諦就在這裏。

晚清以來,我們把一切技術引進和制度改良都嘗試過了,發現都沒有作用,然後發生了革命。

共和革命深具進步意義,但也不能否認它在結果上的虛有其表,因為它未能改變最關鍵的因素—生產資料所有制。

生產資料,最核心的就是土地,仍然掌控在少數人手裏。

這樣的話,貧困雖然不是必然,卻是自然。如果不能解決土地控制在少數人手裏這一現實問題,就不可能解決貧困問題。

新文化運動前後,馬克思主義(即科學社會主義)來到中國,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以馬克思主義為武裝的中國共產黨,首要目標就是摧毀生產資料私有制,真正建立一個孫中山先生所謂的“民生主義”社會。

它做到了。

既然貧困的是人為的,那麼就必須反對人。反對人,必然途徑就是搏殺—階級鬥爭,為此,必須捨生忘死。

自1921年到1949年,締造共和國的先輩們,就是在搏殺中度過。他們的目標是什麼?是社會主義。

新中國成立之後,通過土地改革,建立了社會主義的社會屬性,為解決絕對貧困問題,奠定了基礎。

土地國有,或者集體所有,按人口均分使用權,這一點,中國曆代大一統政權屢有嘗試,但只有新中國做到。

而且,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從根本上杜絕了兼併的可能性。

上下五千年,歷朝歷代,夢寐以求卻從未夢想成真的“小康”社會,出現了曙光。


市場失能政府頂上

中國共產黨的初心與使命,是為中國人民謀福利、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歷史地看,這一點確實從未改變。

但怎麼做到呢?

不捱打,當然是首要的。反帝反封,目的就是不捱打,捱打的話,談何建設?

解決不捱打的問題,正是歷代改良與革命不能成功,而中國共產黨成功的根本。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不捱餓,也就是反貧困的問題。李大釗先生説,社會主義是要富的,不是要窮的。鄧小平先生説,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試圖讓每個人都吃飽飯,這是最堅決的反貧困,但結果卻不如預期。“不患寡而患不均”,看來還不行。

問題出在哪?出在生產力水平還不能支持這樣超前的生產關係。

貧困問題,歸根到底就是一個生產關係問題,正因如此,我們才説它根本上是人為的問題,人為製造,或人為忽視。社會主義制度的特徵之一,就是不允許任何一個人因為生產關係,而罹受苦難。

然而,我們的生產力,不足以支撐制度要求。

於是就有了改革開放,這樣一種“戰略性退卻”。即把講求效率的市場機制,繼續引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建設當中,並且把它作為決定性機制。

根據理論,市場機制講求效率,因此能夠造成“帕累托最優”。

當然,也不是你要引入就能隨時引入。

改革開放,還是東西方和解的結果,是資本主義全球體系擴展的結果。十幾年前我們耳熟能詳的“產業梯度轉移”和“微笑曲線”,術語敍述的,就是和解導致的轉移和全球分工。

所以我們抓住時機,不要猶豫。

首先,不背歷史包袱,中央定論,社會不爭論;其次,不心懷執念,不管姓資姓社,效率優先。

有了效率,也就是有了供給能力,反貧困才在生產資料公有制這一必要條件之下,獲得充分條件。

所以,改革開放後的1980年代,就是中國主動反貧困(扶貧)的開端。

工業化史、市場化史就不多贅述,雖然它們是中國反貧困最有力的干將。

工業化和市場化,帶來了一種全社會共享的水漲船高效應,人民福祉普遍改善。“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水漲船高效應,官方用語就是“共享改革發展紅利”。就經濟生活而言,所謂改革,主要就是市場化改革。

它是有侷限性的。

我們前面説過,市場的效率,奠基於淘汰。總要有人被淘汰,淘汰的原因千差萬別,可能是競爭失利,可能是無緣於市場,也可能是因為身體和精神的殘疾與缺陷,或者最簡單的,年紀太大。

總之,有人被淘汰。如果沒有人被淘汰,就不會有市場。

我們現在要問的是,那些被淘汰的人,真的是活該嗎?

競爭失利,就權當活該吧。身體和精神殘疾,年紀太大,還有僻處山中無緣市場,能算是活該嗎?

不能。

所以,你應該發現了,如果單純依靠市場,講究效率,那麼徹底的反貧困就是空中樓閣。你怎麼可能在最沒有效率的領域去提倡效率至上呢?

如果這樣,只能導致一個愚蠢的回答:“何不食肉糜?”

在反貧困的最後一公里問題上,市場是失能的,而且註定失能。水漲船高效應消失了。

這時怎麼辦?貧困人口如何救濟?唯一的辦法,就是政府頂上。

所以,自從十八大之後,扶貧的中心轉變為“精準扶貧”,就是在市場失能的領域政府頂上的表現。

當然,政府頂上也不是必然的。


最後的問題:政府為什麼要頂上

事情就像看戲,越往後越有趣。

哪怕已經是最後一公里,效率已死,至少跟效率瓜葛甚少的時候,還是有人要講效率。

如果從西方政治理性的角度看,貧困問題,其實是邊緣人羣的少數性的問題。

貧困人口既無力在社會上發聲,也不能通過遊説等金錢政治方式影響決策,因此,他們基本不會對執政造成負面影響。

你聽到特朗普説要維護中產階級,但肯定不會聽到他説要維護流浪漢的,因為這些人在政治價值上不值一提。

他説要保持工人的飯碗,那是競選需要,空口那麼一喊,因為他做不到。如果美國工人都能掌握階級分析法,肯定也不會那麼容易上當。

放眼全世界,在反貧困問題上,除了中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會在最後一公里強硬頂上的,這一點,非常堅定。

中國為人煙稀少的地方修路、通電,為環境閉塞的區域修建網絡設施,基礎建設為脱貧提供條件。這不是市場效率問題能解釋的,而是關乎一個政治體,如何看待人的生存和發展權,如果把它排在第一位,那麼所有的代價都值得去支付。

政治之根本,不在於政權形式,而在於善治。

在中國,事關社會公平與正義,效率必須讓路。

舉例吧,中國的警察和官員,會介入對家庭、鄰里矛盾等“雞毛蒜皮”的調處。中國消防,不管什麼事,腦袋卡在柵欄裏,給你弄出來,家裏有個馬蜂窩,給你摘掉,戒指太小摘不下來,為你解決,都不收錢。

仰頭想想,今天的中國,真是必然嗎?當然不是,全天下都沒有這樣的必然。

根本原因在哪裏?在於中國共產黨的獨特性。這個黨,不是黨派,不是唐朝的牛僧孺、李德裕,不是美國的民主黨、共和黨。

這個黨,是人民的代表,人民意願的公約數。這個黨的理想和人民的理想一致,並且理想隨着現實不斷髮展。

因為它緊密聯繫羣眾,所以它可以長期執政;因為它長期執政,所以它眼光長遠,可以制定和通向長期目標;又因為它目標總是如期實現,所以羣眾主動跟它密切聯繫。

反貧困,徹底地反對絕對貧困—就像它過去徹底反帝反封一樣,其他人都做不到,只有中國共產黨做到了。


版權聲明

本刊及官網(南風窗在線)刊登的所有作品(包括但不限於文字、圖片、聲音、錄像、圖表、標誌、標識、廣告、商標、商號、域名、程序、版面設計、專欄目錄與名稱、內容分類標準及多媒體形式的新聞、信息等)未經南風窗雜誌社書面許可,不得轉載、摘編或以其他形式使用,違者必究。

版權合作垂詢電話020-61036188轉8088,文小姐。